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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對金融工作的領導。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就建立銀行、發行貨幣，為革命的全面勝利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黨采取有力措施，治理通貨膨脹，實現貨幣主權的完整和貨幣制度的統一，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在黨的領導下發生了歷史性轉變，金融機構種類日益健全，金融資本市場全面融入全球體系。
回眸百年風雨歷程，黨一直牢牢把握金融事業發展和前進的方向，指引我國金融事業實現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發展。
奠定革命勝利基礎 紅色金融不忘“服務人民”初心
1948年12月1日，是我國金融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天。這一天，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式成立，第一套人民幣也隨之誕生。
位于北京西交民巷17號的中國錢幣博物館里，陳列著我國第一套人民幣。1948年12月1日，人民幣首次面世有三種面額，分別是10元、20元和50元，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為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題寫。那時候的人民幣被叫做“新幣”，為了讓“新幣”走入百姓心中，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還親自編寫了一段《大家愛護人民幣》的快板，讓人民銀行的職工下到工礦、下到石家莊的街頭去鼓舞人心：“諸位同胞和姐妹，聽我談談人民幣；從前咱們解放區，花的票子種類齊……三個銀行合并了，統一發行新貨幣；十二月一日開始花，名稱就叫人民幣。”
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和人民幣的發行意義重大，它標志著一個獨立、統一、自主的人民共和國貨幣制度開始茁壯成長。“實際上，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視金融建設，第一套人民幣的發行對解放戰爭全面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自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就建立了銀行、發行了貨幣，積累了豐富的金融工作經驗。”中國錢幣博物館藏品部主任王紀潔表示。
追溯歷史，早在1924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中，浙江蕭山，湖南衡山、瀏陽、醴陵，湖北黃岡、麻城等地的農民協會為活躍農村經濟，方便農民借貸，紛紛開辦了自己的金融機構，這也是中國紅色金融的源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革命根據地，相繼建立銀行，并發行了蘇維埃貨幣。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銀行也發行了當地流通的本位貨幣。據不完全統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共建立了404個貨幣發行機構，發行了514種名稱、7種幣材的貨幣。中國錢幣博物館就陳列有布幣、紙幣、銅元、銀元等各類幣材的貨幣，凸顯了當時共產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造幣理念。
王紀潔告訴記者，發行貨幣除了為不同時期的軍事斗爭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外，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滿足百姓需求，這真正體現了共產黨執政為民的思想。“共產黨開辦銀行后對老百姓實行低息或無息貸款，借錢給百姓買種子、耕牛等，避免了百姓受到地主高利貸的剝削。可以說共產黨實行的這種為民惠民的金融政策，在各個根據地都運用得非常成功。”她同時指出，貨幣的發行也保障了民用設施建設，“冀南銀行所在地的當地政府想修一個水渠，但是缺錢，冀南銀行就對當地政府進行投資，保證水渠修建，讓下游的百姓可以有水喝，并且可進行農耕灌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人民銀行的雛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誕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自成立之日起的發展歷史恰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貨幣、金融制度的探索歷程。
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使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為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當時共產黨人認識到，一定要學會兩手抓，“一手抓錢袋子，一手抓槍桿子”，由此在會上提出“要建立自己的銀行”。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正式成立，實行蘇區統一幣值，為蘇區開展軍事斗爭提供經濟保障。
此后，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被編入中央縱隊第十五大隊參加長征。長征途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曾短暫發行紙幣，殘酷的軍事形勢，使每次發行都是緊張地開展兌換和回籠工作，由于有充足的物資保證，貨幣隨時十足兌換，故即使貨幣發行很短，在當地群眾中也都有著良好信譽。到達陜北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改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又在其基礎上改組成立了“陜甘寧邊區銀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隨著解放區的迅速擴大，以及金融迫切要求統一的趨勢越發強烈，陜甘寧邊區銀行又并入西北農民銀行，并發行“西農幣”。
1946年6月，國民黨公然撕毀停戰協定，挑起內戰。1946年8月，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來到延安，她在與毛澤東交談的過程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戰爭打的是后援。如果美國不再幫助蔣介石，國民黨還能打多久？沒有外援，依靠自己的共產黨能打多久？在王紀潔看來，正是這位美國記者的問題引發了中共歷史上兩次非常重要的財經會議：1946年9月晉冀魯豫解放區在邯鄲龐村召開的財經會議和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武安冶陶鎮召開的華北財經會議。
華北財經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財經會議，對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和新中國經濟建設構架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實際上，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貨幣的統一必然要擺上議事日程。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董必武和南漢宸決定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1948年12月1日，華北銀行與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共同組建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設于石家莊市，并開始統一發行新貨幣“人民幣”。董必武說，共產黨辦中央銀行，是人民所需求的，是為人民而辦。
回首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歷史，業內專家表示，正是紅色金融為現代金融事業的開創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紅色政權的經濟“生命線”，紅色金融誕生于硝煙彌漫的戰爭年代，在各個歷史階段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漫漫征程、初心不改。王紀潔表示，正是因為共產黨“植根人民、服務人民”的金融思想的不斷成熟，以及設置金融機構和成功發行貨幣的探索，才有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曲折中前行 “集中統一”金融模式支持國民經濟
各民族大團結圖、井岡山龍源口圖、延安寶塔山圖、天安門圖、輪船圖、火車圖……1955年3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第二套人民幣，這也成為我國第一套完整、精致的貨幣。
1948年第一套人民幣發行之時，只是統一的貨幣制度建立的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人民政府面臨的是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生產萎縮、物價飛漲、投機猖獗……黨和人民政府有沒有能力制止惡性通貨膨脹，把經濟形勢穩定下來，把貨幣穩定下來，使自己在經濟上從而在政治上站住腳跟，這在當時是比向尚未解放的地區進軍和剿匪更加嚴峻的考驗。
1949年5月27日，上海正式解放，就在同一天，裝滿4億元人民幣的40輛卡車陸續抵達上海，首套人民幣被送進了外灘中國銀行大樓的地下金庫。由于國民黨貨幣體系崩潰，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老百姓陷入恐慌，上海到處在搶購物資。商人也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共產黨軍事一百分，經濟只能得零分”“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解放初，不甘失敗的國民黨和大資本家甚至如此叫囂。
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軍史專家劉統介紹，為了百姓，中國共產黨廢止金圓券，以新幣兌換舊幣，承擔巨大壓力。隨后，查封證券大樓，打掉投機的巢穴，上海取得了銀元之戰、米棉之戰的巨大成功。“經濟戰線的淮海戰役”，贏了！事實證明，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是無敵的、在政治上是堅強的，在經濟上也是完全有辦法的。
1950年3月制止通貨膨脹后，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的準備工作。1955年2月21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發《關于發行新的人民幣和收回現行的人民幣的命令》，責成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的人民幣，收回當時流通的人民幣。“新人民幣從1955年3月1日開始發行到6月10日，在市場上已全部取代舊人民幣流通。在一個有幾億人口的國家，新政權剛剛建立幾年，僅用一百天時間便在全國范圍內順利完成了發行新人民幣、收兌舊人民幣的工作，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發展簡史》一書如此評述道。
新中國的貨幣制度不斷完善的同時，也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體制，為支持國民經濟穩步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95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時國家制定了《1953-195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一五”時期，單是國家確定的以156個重點建設項目為中心、由694個大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基本建設，其固定資產投資就需要600億元。
“在中國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早期資金嚴重缺乏時，國家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施聚焦于將稀缺的資金聚集起來，投入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助力產業發展。這對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金融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表示。
“一五”時期，中國在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中，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經濟管理體制。與之相適應，金融領域也向高度集中發展。其主要特點為：實行銀行國有化政策，信用集中于國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雙重職能，既是行使貨幣發行、金融管理職能的中央銀行，也是從事信貸、儲蓄、結算、外匯等業務活動的金融機構。
“在形成高度集中的銀行體制的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縱向型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即全國銀行的信貸資金，不論是資金來源還是資金用途，都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掌握，實行‘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綜合信貸計劃納入國家經濟計劃，是國家組織、分配信貸資金的基本手段。”中國人民銀行原參事、《新中國金融業發展歷程》一書作者李德向記者介紹稱。
與此同時，新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也逐步建立，積聚外匯資金。新中國建立初期，外匯資源奇缺，進出口渠道和僑匯匯路阻塞，而恢復國民經濟的用匯量很大，形成了外匯短缺的基本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實行外匯壟斷制，通過扶植出口、溝通僑匯、以收定支、積聚外匯，支持國家經濟發展。
數據顯示，在“一五”時期的五年間，銀行各項存款余額，從1952年末的93.3億元增加到1957年末的165.5億元，對于解決經濟建設資金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
不過，歷史的發展并非一路坦途。從“一五”時期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中國的金融事業也經歷了種種坎坷。但中國金融事業一直在曲折前行。1977年，工業總產值增長14.3%，財政收入增長12.6%，銀行各項存貸款增長7.88%，扭轉了連續六年增發貨幣過多的狀況，當年回籠資金8.52億元，市場貨幣流通量趨于穩定，國民經濟轉機出現。
“評價這一時期的中國金融體系時，應該客觀承認，在中國推行工業化早期，在資本極度匱乏且與國際金融體系幾乎完全隔絕的情況下，采用這種單一且高度控制、垂直管理的金融模式，有其合理性。這種金融體系有利于動員社會資金，集中資源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大的工業工程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7年不到30年的時間，雖然中間經歷若干挫折，中國人民頑強地搭建起現代工業體系的大致輪廓，每年保持近5.5%的平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劉俏說。
市場化大幕拉開 金融體制發生歷史性轉變
100元紙幣采用我黨老一輩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的側面浮雕像；50元紙幣正面主景圖案為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其他券別則使用14個民族人物頭像……自1987年4月27日起，我國陸續發行第四套人民幣。該套人民幣在經濟發展、商品零售額增加、貨幣需要量增加的背景下發行，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團結一致，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風貌。
1955年，孩子們觀看新兌換的第二套人民幣。
時間倒回至1978年。這一年，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幕，也開啟了有計劃、有步驟的金融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業在黨的領導下發生了歷史性轉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金融組織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調控和監管體系基本建成，為支持經濟社會發展、深化體制改革和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發展簡史》一書發表序言稱。
回顧1949年至1978年間。“全國就一家正規的金融機構，即中國人民銀行。既是中央銀行，又是商業銀行，一家機構占了全國金融資產的93%。”《2018·徑山報告》如此表述。改革開放前，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限制，銀行被當成會計、出納機關和金融管理機關，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明確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他強調，銀行要成為發展經濟、革新技術的杠桿，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這一論斷為金融體制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方向。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明確，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在金融領域，“大一統”金融體系開始轉變為包括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各種金融市場在內的日益復雜的金融體系。
1986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時任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鄧小平送給范爾霖一張50元面值的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這一“小禮物”讓國際輿論十分震驚——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搞股票交易市場。實際上，當年9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就正式批準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工農業部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個證券柜臺交易點，辦理“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兩只股票的買賣交易業務。其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個進行正式股票交易的機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張營業。
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改革開放如何邁出新步伐，引發國內外關注。同年12月25日，國務院印發《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
“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建立‘三個體系’、實現‘兩個真正’：建立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建立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系。把中國人民銀行辦成真正的中央銀行，把專業銀行辦成真正的商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原參事、《新中國金融業發展歷程》一書作者李德表示。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也是這一階段金融體制改革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最具標志性的事件當屬“推進匯率并軌”。1994年1月1日，我國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存，盡管外匯調劑價格對出口起到一定鼓勵作用，但是進口主要使用官方匯率，進口始終大于出口，外匯緊缺，絕大部分時間處于供不應求狀態。‘并軌’之后，人民幣匯率相較之前形成了大幅度貶值，助推了我國出口競爭力的提升。實際上，1994年開始我國確實迎來了一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過程，這對拉動中國經濟和就業發揮了很大作用。”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副院長趙慶明說。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金融體制進行一系列大刀闊斧改革的同時，面對一些經濟過熱、金融秩序混亂的苗頭，黨中央也果斷出手，加強宏觀調控。
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一些地方和部門片面追求發展高速度，加上原有的宏觀調控逐漸失效，新的調控機制尚未健全，導致出現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過猛、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金融秩序混亂、物價上漲等問題。“那時，金融秩序非常混亂，地方政府亂設金融機構，各個銀行自己開辦各種公司，‘怎么搞錢怎么來’。人民幣匯率，兩三個月就從1美元兌6、7元人民幣跌到1美元兌11元人民幣。”一位金融改革親歷者對記者描述。
黨中央很快發現了這種苗頭。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決定采取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的16條措施，主要是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堅決糾正違章拆借資金，堅決制止各種亂集資，嚴格控制信貸總規模，穩定外匯市場價格等。據上述親歷者回憶，中央領導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要求國內各銀行行長在規定時間內收回計劃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逾期收不回來，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
經過3年努力，宏觀調控取得顯著成效，投資過熱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秩序逐漸好轉，信貸規模總量得到控制，物價逐漸放開且漲幅明顯回落。1996年消費物價漲幅為8.3%，比1994年降低15.8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從1992年的增長14.2%回落至1996年的9.7%，實現了從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到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為經濟健康發展和此后成功抵御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打下了基礎。
改革向縱深推進 現代金融體系逐步健全
199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之際，我國開始陸續發行第五套人民幣。不論是券別結構、鈔票材質、制版印刷，還是機讀性能及防偽措施，第五套人民幣皆實現了與國際接軌。值得關注的是，第五套人民幣2005年版紙幣各券別增加了人民幣單位“元”的漢語拼音“YUAN”。這是我國適應人民幣日益國際化需求的自我轉變。
2005年，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掛牌。
實際上，人民幣印制工藝不斷向國際先進水平看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正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金融體系不斷地開放成熟、融入全球。
進入21世紀，面對難得的機遇，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新的歷史征程。200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了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實施互利共贏戰略”。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對金融發展和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金融業按照《服務貿易總協定》基本原則和金融服務協議要求逐步開放。我國銀行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隨之而來。
彼時，中國承諾向外資開放金融服務業在國內引發恐慌。更有人擔心，“狼來了”會把“羊”吃掉。2004年，國務院啟動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推進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此次改革采取較為徹底的市場化方式，包括國家注資、財務重組等。“股改是我國國有銀行改革的輝煌序幕，也是沒有退路的‘背水一戰’和‘一場輸不起的改革’”。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曾坦言。
國有銀行上市大幕亦漸次拉開。2005年10月，建行率先登陸H股市場，成為國內第一家上市的國有大行。隨后兩年，工行、中行、交行和建行先后在H股、A股市場上市。2010年7月，農行登陸A+H股市場，標志著國有五大行上市征途告捷。“在經歷了股改、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后，一批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并且有著現代公司治理架構的商業銀行逐漸成長并活躍起來。一個多元化、市場化、差異化的現代商業銀行體系逐漸在我國形成。”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董希淼表示。
2007年，市民在金融知識展覽上觀看第三套人民幣。
與此同時，我國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提出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經過精心準備和周密部署，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新一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啟動，人民幣匯率水平適當調整。在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指導下，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考一籃子貨幣，以市場供求關系為重要依據，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副院長趙慶明說。
迎風破浪，穩步前行。黨的十八大以后，改革開放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在黨中央領導下，金融改革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雙向開放取得新進展，金融監管效能穩步提升。
2017年，香港交易所舉行“債券通”開通儀式。
2014年11月滬港通試點啟動，2016年12月深港通順利推出。2017年7月，債券通先行開通北向通，中國內地債券市場向境外投資者敞開大門。2019年，中國宣布深化金融等現代服務業開放舉措，將原定的2021年取消證券、期貨、壽險外資股比限制提前至2020年。專家表示，金融市場開放新進展，不僅意味著更多境外投資者將參與到中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中，也意味著中國投資者將逐步有更多機會參與全球市場。“在‘雙循環’背景下，高水平貿易和金融交往有助于提振人民幣需求規模和穩定性，并進一步推動中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這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發力點。”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說。
2018年，消費者在便民市場掃碼支付購買蔬菜。
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是金融領域改革的重中之重。以匯率市場化進程為例，2014年3月，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1%擴大至2%。2015年8月，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主要參考市場均衡匯率形成。“正因為以上改革，人民幣才能在2015年11月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到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也才有后來啟動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和人民幣國際化深入推進。因為如果匯率不遵循市場化規律，匯率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或易受行政干預，國際資本是不愿意參與中國市場的。”趙慶明說。中國人民銀行相關部門人士表示，經過十余年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從零起步，取得了積極進展，國際儲備貨幣等各項國際化指標穩步上升，目前人民幣跨境支付、投融資、儲備貨幣等基本排在全球第五的位置。
2021年，數字人民幣亮相首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監管也努力適應金融業發展新形勢，從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到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從有序處置高風險銀行業機構，到深入整治各種違規金融行為，一系列舉措筑牢體制機制“防火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回首過往，我國金融體系在風雨中逐步強大。
放眼未來，改革仍將繼續。黨領導下的中國金融事業，必將在新時代的時間坐標中，贏得更為輝煌的未來。
（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