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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貧攻堅決勝之際疊加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將奔小康長期目標與抗擊疫情短期目標在時間節點上加以重合，對社會經濟結構，貧困群體消費習慣、文化教育渠道都產生后延影響，農村扶貧難度加大，城鎮低收入群體生活雪上加霜。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這“六保”是今年“六穩”工作的著力點。越是困難時候，越是要關注民生、保障民生。以政策微調對沖疫情對脫貧攻堅目標如期完成的影響是當務之急，而鎖定新難點，準確預期農村脫貧攻堅決勝后邊緣貧困人口和城鎮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措施框架，構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相對貧困治理的金融深化實現路徑，則是未來一段時間內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低收入群體經濟生活面臨新難題
有專家預測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將持續一年到兩年，全球經濟在防疫成本上升區間艱難運行將成為新常態。在國內疫情得到控制、海外疫情繼續蔓延的情況下，復工復產面對更多不確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四阻”，即農業產投受阻、物流受阻、項目開工受阻和就業受阻。對低收入群體而言，這“四阻”形成了產業帶動、就業安置、教育醫療改善的負向拖累，導致增收嚴重受限。鄉村低收入群體，傳統上依靠種養銷售和產業帶動支持。疫情的暴發和持續時間基本覆蓋了春耕農時，部分貧困地區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動資金不足，種養先期投入不力，扶貧帶動能力相應削弱。部分貧困地區產業發展沒能達到較高水平，加工鏈和銷售網小、散、弱的特質造成秩序混亂，抵御能力不夠。徘徊在國家扶貧標準之上的邊緣貧困人口，受疫情沖擊偶然因素影響，收入驟減、支出增加，返貧可能性大幅增加。對城鎮低收入群體而言，就業增收難首當其沖。疊加總需求下降，就業形勢暗淡直接傳導到勞動力市場，對以低端制造業、產業為主的貧困群體務工機會產生擠出，一些抗風險能力差的中小微企業選擇裁員或降薪，低收入群體就業受疫情影響最大。
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有所轉變
貧困的多源成因決定了金融需求的多樣性，疫情導致的增收新難題在多樣性上催動新轉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渡期和疫情后的經濟提振期，伴隨著貧困狀態從“絕對”向“相對”轉變和可維持生存水準的提高，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將集中在借助金融手段提升自愈能力和完善造血機能，總的來看，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階段性流動性短板帶來的金融服務升級需求。高負債家庭多為易失業的低收入家庭，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下行帶來短期加速度，低收入群體面臨降薪失業、信貸斷糧的雙重打擊，盡管有還息還款意愿，消費習慣和消費觀念變化帶來的部分前置消費失去了收入補給，消費型貧困現象凸顯。二是扶貧金融與財稅的政策配套需求。疫情影響下，傳統產業扶貧政策的項目啟動、主體培育需要更多的長期低成本資金支持，才能正常運轉至合理水平，產生批量帶動效應，這些資金難以依靠商業金融獲得。就業幫扶、創新創業貸款等配套政策需要因地制宜，提供更寬松的政策補貼和更低的準入條件，以幫助相關群體選定就業門路，提升創業能力。三是扶貧小額信貸的制度設計改進需求。過去幾年間，扶貧小額信貸不乏一些用好用活的典型案例，也確實存在一些配套不利、不良頻出的狀況。某些地區風險補償和貼息滯后導致銀行無法完成合規投放，金融機構面臨高風險下的低收益，運作空間很小，一些最需要支持的貧困群體得不到授信，扶貧小額信貸投放逐漸走入瓶頸，亟須制度微調和改進。四是防止返貧的應急和公共保障需求。此次疫情讓全社會共同經歷了一次風險事件，減貧對象中許多個人和家庭直接受到沖擊，農業合作社、產業化龍頭企業、家庭農場等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受到的影響更大，甚至可能面臨破產的風險，他們對大災大疫保險等避險措施的需求和認識空前增強。
金融深化應與貧困治理雙向融合
“貧困治理”是各方力量廣泛參與，動員多方資源，形成合作關系，共同協助貧困人口，最終實現反貧困目標的過程和狀態。相對于無償給付的政府兜底扶貧方式，金融與生俱來的風險與收益并存屬性，決定其助力貧困治理是有償扶助型策略，支持對象為有勞動能力和償還意愿的低收入群體，其核心是能力建設，關鍵是與各方實現聯動。相應地，“貧困治理”中的金融深化可以理解為金融體系逐漸健全與自主，通過發揮中介作用來增加金融資產存量、促進資本積累、優化資金配置效率，在貧困治理經濟活動中積蓄長效動能，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的一種持續性進程。這個進程的實現路徑，要求金融系統準確把握后疫情時期助力貧困治理的切入點，秉持位當思維，以實現社會效益為目標，以保本微利運營為原則，豐富制度工具和產品服務，與各方力量在開發和保障上相結合，在準確度、有效性、持久度上同頻共振，常態化動員資源，與城鄉經濟一同向高質量發展融合轉變。
一是對象聚焦。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關于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的指導意見》將防止返貧和幫扶的對象擴展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國家扶貧標準1.5倍左右的家庭以及因病、因殘、因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等引發的剛性支出明顯超過上年度收入和收入大幅縮減的家庭”，并在各地區的幫扶規模確定上給予一定的自由空間。金融應及時關注脫貧人口的返貧風險和邊緣人口的致貧風險，結合地方經濟發展狀況，順應后疫情時期扶貧政策支持面擴展，通過科學監測手段和全面篩查方法將更多個體納入支持范圍，確保應扶盡扶；用非物理模式解決分散扶助對象的授信審批等問題，通過分層次篩選提升金融支持的準確度，讓更多政策工具通過創新產品和服務方式精準惠及低收入群體。
二是目標明確。低收入群體的金融供給約束是其收入水平及生活質量提升的主要障礙，根源在于供給和需求的目標不匹配。金融機構深化支持不能僅僅依靠布放機具、升級網點等普遍性基礎服務改善，還需把握各自的服務優勢，在多維度提升貧困治理有效性。政策金融應一如既往承擔社會責任，綜合運用政策銀行債、扶貧過橋等方式提供長期低成本資金，推動跨區域協作和產業建設，補深度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扶貧開發短板，改善低收入群體生活環境。商業金融需有效利用財政、貨幣政策激勵措施進行市場化創新和錯位發展，做好與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的結合，在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創業擔保貸款、助學助就業、教育融資、醫養融資等方面豐富產品線，以電商貸、物流貸等服務方式疏通增收致富堵點，鼓勵互聯網銀行以特定免息公益貸款等云金融業態滴灌農村金融短板。
三是激勵約束。疫情“雙刃劍”給金融扶貧帶來新的商機，也帶來嚴峻考驗。貨幣政策資金與財政獎補、地方行業產業機制保障等多方合作，以金融機構為媒介助力貧困治理，對象激勵和流程控制同樣重要。人民銀行定向增加資金供給，逐步擴大扶貧再貸款適用范圍，通過窗口指導將金融活水引至薄弱環節，通過強化金融精準扶貧政策評估和宏觀審慎管理進行評價、修正，推動脫貧攻堅質量提升和成果鞏固，進一步將金融精準扶貧過渡到金融支持相對貧困群體和邊緣貧困人口，促進城鄉居民增收上升。各金融機構需加強風險管控，在適當不良容忍度前提下，層級遞進式培育融資，額度積累制遞增授信，同步推進資產質量監測預警，防止“因貸致貧”，推動貧困治理綜合水平可持續性提升。
四是長效共建。構建低收入群體的風險保障網絡是解決相對貧困的重要長效機制，這一頂層設計的初衷是盡可能擴大受惠范圍和政策扶持力度。金融宏觀政策將側重于提高貧困地區金融服務的普惠性和可得性，做好金融支持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具體實施中，各金融機構應抓牢與宏觀政策結合的微觀著力點，一方面各司其責，直接融資、間接融資雙輪驅動項目，輔以專項保險應對災疫，落實落細政策要求；另一方面需加強信用建設，利用事前宣傳、跟蹤糾錯、售后處置形成風險保障，并從實操角度分析制度困境，提出深化金融支持的扶貧法律保障完善途徑，共建良性金融扶貧生態環境。